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战略性思考

李开孟 申海燕

产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产业发展水平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影响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产业之争本质上属于国运之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新冠疫情爆发、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以及地缘经济裂变等深刻影响产业发展格局，全球产业链遭受严重冲击，产业链脆弱性持续提高。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国要把握产业演替规律，主动参与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持续增强自身产业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不断提升驾驭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权和影响力，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一、全球产业加快转移推动产业链加速重构

全球产业链是指生产最终产品及服务的全部过程，以及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是由不同阶段的价值创造活动组成，而这些阶段至少分布在2个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全球产业转移，是指生产最终产品及服务的其中一个或若干环节，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转移。产业链重构，是指伴随产业转移而产生的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分工调整及产业利益格局变化。

(一）全球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19世纪以来，全球共发生四次产业转移，每一次产业转移都支撑了全球经济的新一轮繁荣，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布局和产业链结构，带动了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具体来看，第一次产业大转移发生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及经济霸主，但也面临产业成本升高、市场容量有限等瓶颈问题，引发产业向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及北美国家进行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由日本、德国主导逐步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展开产业转移。第四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因其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较低的要素成本等优势，成为该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除了对东亚“四小龙”产业的承接，也吸引了大量的美国和欧洲投资，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世界工厂”。

总体来看，几轮产业转移呈现依次推进的特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转移主体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层推进，“雁行”经济发展理论就是对这一规律的形象描述。此外，要素和市场是产业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的变动，是促使发达国家产业向外转移的内在动因，而产业承接国的成本优势和庞大市场则是产业转入的根本动力。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加速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并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主体。

(二）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

科技创新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石，也是推动产业大规模转移的重要动力。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18世纪中叶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当前，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基因测序等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为标志，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对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形成颠覆式冲击，也将深刻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及国家间的产业关系，催生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

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其他技术深度融合，推动全球产业链跨行业、跨业态深度融合，产业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在发展速度上，本次科技革命呈现出指数级而非线性的发展速度。在广度与深度上，本次科技革命是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超连通性，通过网络物理系统，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实现了跨越部门、软硬件、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并将以前不同的价值链整合到更大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实现了全球产业链的加速重构；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除带来生产效率的巨大提升外，还对原有生产模式形成颠覆式创新，包括涌现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扩展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产品，创造新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这些都是研判和把握产业演替规律的重要时代背景。

(三）新一轮产业转移加快重塑世界版图

近年来，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出现“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全球产业转移进程的加快，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形成。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为生产和制造基地、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基地的原有“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在继续从事研发和高端制造的同时，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生产供给地；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级，并成为研发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参与者；中东、拉美等能源资源生产国将加快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进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逐渐趋近美国，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同步升级。同时，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面临政治、经济、外交、舆论以至于军事等多方面压力，引发逆全球化和地缘经济撕裂思潮泛起。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第五次产业大转移，涉及范围之广，影响因素之复杂，均前所未有，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因素。

(四）意识形态遏制升级加剧全球产业链调整

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既有其自身规律，也受到主要大国经济外交战略调整的影响，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自然灾害、疫情等无法预见的因素外，国际政治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干扰将越发频繁。

今年5月，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美高调举行

近年来，全球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争夺越发激烈。美国及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打击和削弱新兴国家成为一贯的策略手段。在2021年举办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谈到中美竞争时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竞赛，不是与中国本身的竞赛......（而是民主国家）与专制者、世界各地的专制政府的较量。”实践中，欧美等国以WTO和所谓价值观相同国家之间贸易协定为基础，形成了维护自身产业链优势地位，以及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共识。由于东亚国家的产业发展环境与欧美国家制度存在的异质性特征，在“意识形态-技术-制度”联系框架中具有不稳定性，产业链面临着欧美国家意识形态划线“破坏”的风险。如受益于第四次产业转移，我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逐步意识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制造业回归”“工业振兴”等战略，旨在重振本国制造业。特别是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日韩企业积极扶持越南、印度等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造成巨大挑战。再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实施关键供应链回归政策。美国政府于2022年5月提出由13个所谓印太国家参加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寻求建立一个所谓超越CPTPP的新型经济架构，聚焦供应链协调、出口管制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领域，旨在重构后疫情时代的产业供应链，同时也必将受到愈加明显的所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影响。

5月23日，拜登在日本东京都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

二、我国产业链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

(一）产业链面临“去中国化”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遭受冲击。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加快实施关键供应链回归战略，重新布局或弥补完善本国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近年来美欧日等国及地区签订一系列高标准自贸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等的签署和落地，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产业板块的区域化属性，我国面临被排除在这些区域之外的风险。2021年4月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一项规模2435亿日元的“改革供应链”计划，根本目标是资助日本企业将产能撤离我国，实现产业基地的多元化。2021年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政府计划对美国企业从我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当期费用化处理。美国及其所谓友好国家携手谋划将部分产业与我国切割的行动，将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二）部分关键产业面临“断链”风险

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中，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比较突出，印度和新加坡的服务业比较突出，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创新商品和服务方面比较突出。我国在高技术领域与美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如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为71.45%，我国为29.02%。产业发展差距背后是技术上的差距。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占制造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26.3%，远低于美国的73.3%、韩国的58.7%、日本的41.2%、德国的34.3%。此外，我国部分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重要元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自给率不足30%，基础软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长期受制于人，航空机载系统、大型涡轮发动机、光刻机、EUV等集成电路装备被欧美国家垄断。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4326亿美元，为第一大进口商品。这些“卡脖子”技术和产品，严重制约着我国产业的安全发展。一旦出现断供，或将引发产业链“断链”风险。

(三）高技术产业面临“精准脱钩”风险

近年来，美国将我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大国竞争”愈演愈烈。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产业链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美国不断加大自身研发投入，提升本土关键供应链的完整性与竞争力；同时，通过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手段，实施“精准脱钩”政策，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准选择“技术脱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限定在被认为影响未来经济、军事和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与相关供应链环节，加大“脱钩”力度，加强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此外，还与盟友携手重构关键技术供应链，与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分别建立联合研发工作计划，组建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中的新兴技术工作组。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10月公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中，列出了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分布式账本技术、人机界面、先进传感、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业、航空发动机技术、先进常规武器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缓解技术等20项关键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技术领域，对我国的“精准脱钩”计划正在加快推进。

(四）中低端产业面临“空心化”风险

2008年以来，以制造业迁移为特征的第五次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重构开始启动，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分流我国部分产业，使得我国在部分区域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升，“人口红利”、劳动成本等传统优势正在逐步消失，“中国制造”逐步被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印度、越南、缅甸、泰国、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替代。我国对美出口机电产品主要被墨西哥、日本、德国等替代，而家电、玩具等主要被越南、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所替代，纺织品主要被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替代。新冠疫情后，随着各国政府鼓励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民生的产业回流，以及跨国公司出于兼顾成本与分散风险等考虑而调整产业布局，我国中低端产业链将面临持续外迁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有利条件依然存在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

应当看到，引发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因素没有变化，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首先，引发本轮全球产业链浪潮的信息技术革命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其次，通过全球布局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全球产业链布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普遍化和精细化的必然产物。按照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活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个别国家的政治干扰可能会减缓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进程，但不能动摇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再次，经济全球化正处于周期性调整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产生各种负面影响，需要进行调整优化，但全球化进程并没有停止。

(二）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是迎接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抵御美国遏制的自信、勇气与底气。按照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国内市场规模及性质对打造国家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不仅影响生产规模和效率，而且是构筑产业集群、打造产业优势的驱动力。通过及时发现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态和特征、构筑国内市场的独特竞争优势，更容易拓展到国际市场，形成国际竞争优势。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GDP总量为114万亿元，人均GDP超过8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4万亿元，接近美国的消费规模。我国人口总量14亿、中等收入群体4亿。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和庞大的消费群体是全球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忽略的现实存在。当前我国正在启动新一轮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也将极大地拉动内需，充分释放需求潜力。

(三）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起行业齐全、配套完善的工业体系，三次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不断延伸，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中间产品供应链的枢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结构，具有集群优势和产业发展韧性，使得个别国家难以通过“拉帮结派”“建小圈子”实现“去中国化”。同时，我国不断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升级，积极推动向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5G、智能电网、医疗器械等新产业链延伸拓展，光学影像、电子计算机、医疗设备、运输设备等部分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高铁、航天、大飞机等产业全球竞争力迅速上升，芯片、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短板弱项正在迅速补上，使得我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四）中国人的勤奋实干是最大竞争力

我国近9亿人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居全球首位，且劳动成本依然处于国际较低水平，有组织、守纪律、吃苦耐劳，优质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带来的“人口红利”短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同时，我国拥有全球庞大的“人才红利”优势。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规模达到9000万，远远超过美国，成为我国产业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

(五）我国在部分产业领域已居领先地位

我国与美国、德国一起，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三大中心，同时也是亚太中间品贸易中心。东亚—太平洋地区一直是全球电子产业链布局最密集的地区，我国则是该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和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发展上具有独特技术代际跨越和市场规模优势，尤其是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已经位居世界前沿。如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新技术领域已经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新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四、积极稳妥推动全球产业布局优化调整

面对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产业分工调整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的大趋势,以及美西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要坚定战略自信，主动识变、求变、应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守住维护产业链完整性、独立性、安全性的底线，构筑产业链先进性、现代化的高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对防范产业“空心化”的重要作用，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开放合作中着力构筑全球产业链新优势，努力把外部风险挑战转化为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一）遵循产业演替规律调整产业结构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产业转出国还是产业承接国，哪一个国家能够顺应国际产业演替的规律、把握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就可以加速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建成世界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为此，要遵循产业演替规律，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引导产业优化布局。要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要抓住数字化机遇，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巩固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要重视国有企业产业链龙头、链长作用，形成国有骨干企业为龙头的生态链；要发挥平台企业的带动作用，用互利共赢的理念为产业链“赋能”。此外，要利用我国产业领域积累的优质产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加强科学引导、提升综合服务、做好有效监管和风险防控，持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二）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现代化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以来，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创新仍主要以引进、跟踪和模仿创新为主，缺乏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成果，创新还不适应产业转型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为此，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关键技术和产品供给，在保留目前产业链较长、产业链完整度高等特征的前提下，逐步提高我国产业附加值与技术要素比重，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产业链从 “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环节逐渐延伸，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全方位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

一是对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较弱的产业，要通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破解关键技术瓶颈，掌控关键产业环节，加快实现替代进口，建立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布局结构，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无缝对接；二是对于产业基础好、技术能力强的产业，以国内市场和产业集群为基础，打造核心产业链。以RCEP成员国为重点，发挥地理邻近优势，合理布局国内外生产基地，构建区域主导型的全球产业链；三是对比较优势明显、基础较好的产业，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嵌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并适时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上游产业链延伸，或向销售、售后服务等下游产业链延伸，力争在全球产业链构建中占据更多主动。

(四）发展数字技术争夺产业链主导权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需要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的挑战。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应对劳动力短缺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提升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当前，数字生产、数字交易、数字消费快速发展，商业化应用场景日新月异，推动相关产业实现颠覆性变革，并不断催生新生产方式、新产业形态、新消费模式。数字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使全球产业链发展更加灵活、更有弹性、更为智能。元宇宙应用场景不断延展，商业化加速，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更宽领域、更大规模跨界融合提供了无限可能。因此，要把数字技术作为抢占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战略高地，加快完善数字技术创新布局、数字人才培养、数字产业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大数据监管机制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五）在全球产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化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产业发展早已突破地区和国家的界限，推动全球产业治理机制发生深层次变革。加快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发展，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全新思维，不断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一是充分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并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核心优势；二是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平衡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三是健全市场化竞争机制，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四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和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创建，推动形成更多跨区域、跨国界、跨领域的产业合作多边治理框架。

五、多措并举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将现代产业体系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关键领域，强调通过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战略引领

高标准谋划现代产业体系，坚持以产业生态圈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方向，以科技牵引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从体制机制、要素培育、企业主体和产业发展多个层面协同发力，促进产业链、要素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五链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新经济为引领的高质量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用好东中西发展纵深，以巩固和提升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为战略方向，有序布置产业结构。东部省份进一步向加工工业高端化发展，中西部省份依托本地条件加快承接东部转移产业，形成西部以能源支撑产业为主轴，东部以高端产业发展为主轴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二）制造业优先巩固产业链基本盘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先进制造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引领着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产业方向，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量，以及迈进世界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要加强统筹谋划，强化创新驱动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行业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优势科技力量，加强创新资源聚集聚合，加大科技攻关力度，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打造跳板，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创新体系，加快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构建高效创新生态系统，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三）服务业主导增强产业链能量级

现代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在发达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充分，通常其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70%左右。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4.5%，但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还比较弱。2020年我国服务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为9.8%，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出口结构仍以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偏低。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全球产业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发展速度较慢，规模总量不足，尚不足以支撑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要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市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服务业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要全面深化各类事业单位和国有服务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明晰公益类服务机构职能范围，对非公益类服务领域破除垄断、开放市场，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营利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四）夯实科技、金融和人才三大支柱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良性运转的基础支撑。其中，科技创新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相比还很不相称，投入规模偏低，人才素质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应用转化体系建设滞后等。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源头技术供给，破解卡脖子难题，加快成果应用，强化政策保障，营造良好生态；现代金融是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我国金融总资产已超过200万亿元，总体实力明显增强，但大量金融资源在金融系统内空转，新兴产业和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无法满足。要把产业发展重心转移到实体经济，将现代金融业打造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造血功能的重要工具；人力资源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人才队伍大而不强、高精尖人才相对缺乏、人才培养同生产脱节，要围绕加快人才培养、健全人才市场、解决高水平技工短缺等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改革，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人才保障。

(五）着力加强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共性技术平台是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纽带。政府层面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建设方向，集中优势力量，整合、提升、发展一批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市场层面，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创新源头作用，加强企业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主体作用，以共性技术研发为核心，以产学研用合作为依托，以产业技术集成为纽带，以成果转化为目标，重塑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深化转制科研院所分类改革，鼓励具备能力的转制院所回归公益共性技术研发职能；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共建、共享企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引导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社会机构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全方位解决共性技术供给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的全面优化和供给能力的全面跃升。

(六）积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强原始创新与源头技术供给，是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途径。要立足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中心工作，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四个面向，围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试验发展等三个关键环节，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等三类重点技术，紧盯创新资源汇聚能力、研发创造能力、成果转化能力、未来引领能力等四种能力，着眼“构思一代、研发一代、试制一代、生产一代、应用一代”五阶段技术迭代路线，注重短期与长期、理论与实践、发现与发明、研制与应用、政府与市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以我为主和开放合作的协同衔接，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协调联动，在多目标综合平衡中不断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高地。

(七）加快培育发展现代产业链链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作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任务。加快培育现代产业链链长，着力稳链、固链、补链、延链、塑链、强链，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要积极培养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长”企业，推动重点骨干企业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完善“链长制”布局规划和行动计划。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着眼于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充分整合调动要素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将龙头企业真正打造成为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者、产业协同合作的推动者、产业链安全稳定的维护者，以及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者，在畅通经济循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