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月26日，Integrated Insights董事长克里斯托弗·托马斯（CHRISTOPHER THOMAS）和康奈尔大学教授兼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莎拉·克雷普斯（SARAH KREPS）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美国无法独自赢得科技竞赛》，指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忽略了真正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外，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技术生态系统，而非国家产业，因此要加强和整合更广泛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国家的供应链。文章建议，美国应参考“数字投资”计划设立“全球科技基金”，提供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债务融资，吸引来自全球的政府、私人投资和消费者进入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利用技术和供应链共享，建立双赢伙伴关系。

《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将中国转变为高科技制造强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数字丝绸之路”重申了对国际科技合作的支持。在某些方面，美国正在照搬中国的计划。华盛顿的目标是加速创新，并在人工智能能力和先进半导体方面尽可能领先。为了刺激美国国内创新和制造，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承诺在半导体研究、开发、制造和劳动力培训方面投入527亿美元。而在海外科技政策上，美国则采取政府所谓的“小院高墙”做法，利用出口管制和类似工具限制中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设备等基础技术的能力。2023年10月，美国加大了力度，弥补了之前出口管制的漏洞，扩大了许可要求，并对更多中国公司实施贸易限制，收紧了“技术封锁”的政策。

美国政府这种对补贴和出口管制的依赖存在风险。中国的回应是对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生产的关键材料实施出口限制。此外，美国生产回流的努力还受到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阻碍。由于担心新生产基地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数以百计的项目提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中分配的资金在其通过一年后尚未支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半导体行业面临着人才挑战：受过STEM领域必要教育的美国人太少，美国失去了许多留学生，他们都去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快速人才签证种类比美国更多，也更宽松。

华盛顿的技术战略狭隘地关注国内投资，忽视了真正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事实。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技术生态系统，而非国家产业。因此，美国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内的创新和生产，还取决于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所做的决策。为了加强和整合其更广泛生态系统中的这些重要组成部分，华盛顿既需要直接投资，也需要鼓励私人投资海外技术开发。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新型政府资助技术基金将帮助美国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有弹性的供应链以及拥有引领世界未来技术的资源和创新能力的网络。

生态系统的冲突

由于技术竞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或两组公司之间的竞赛，因此政府实验室或提供单一、特定技术能力的公司将无法在竞争中获胜。成功技术的标志是将其作为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数以千计的企业或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要达到这一规模，需要一个由公司组成的生态系统共同努力。世界上两个新兴技术生态系统，一个位于美国，一个位于中国，都是全球性、定义模糊、经常重叠的研究、开发、制造、软件、标准和供应链网络，它们共同生产供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使用的产品。在这场复杂的竞争中，获胜的生态系统将是其集体能力技术最先进、最具成本效益和最可靠的生态系统。

美国和中国中心以外的技术使用和创新数量之大，使得网络化方法成为必要。世界其他地区的互联网和电话用户占全球总数的65%，工程专业毕业生占全球总数的60%，研发支出占全球总数的50%。不仅仅美国和中国希望刺激本国的技术产业，或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走在前列。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家在获取资金方面也经常面临挑战，他们寻求外部投资来填补空白。美国和中国在这一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其他地方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技术参与者在选择遵循哪些标准、部署哪些软件、训练哪些人工智能模型、使用哪些半导体供应商以及服务哪些客户时，需要选择其中一方。

中国政府开始布局全球科技生态系统，而不再只关注本国科技产业。“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激励措施以及贷款担保和技术购买补贴正在鼓励非洲、中亚和中东的外国政府采用中国技术。与此同时，中国高质量、低成本的5G网络、电动汽车和智能手机正在吸引全球消费者。对于有志于推进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融资和中国的基础技术是一个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投资时机方面，美国政府尚未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其现有机构或传统的经济外交工具也不具备这样做的灵活性和能力。要想在竞争中更胜一筹，美国需要一个采用新方法的新投资基金。一个以支持关键技术为己任的全球科技基金将帮助华盛顿吸引全世界的政府、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进入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并使这个生态系统的供应链更具弹性。

美国目前的政策本质上是一项补贴计划，相比之下，全球科技基金将作为投资基金运作，拥有独立、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并按市场利率获得报酬。该基金将以成功的公私投资项目为蓝本（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实施的“数字投资”项目，该项目由政府提供种子资金以引入私人投资资本），将公共投资和优先事项与私人发展激励措施结合起来。通过“数字投资”，美国政府已提供了845万美元，并筹集了2.75亿美元，用于投资新兴市场的数字金融和互联网服务。全球科技基金将拥有类似的自我维持结构，其中包括为纳税人赚取足够的投资回报。

该基金结合了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债务融资，将承担“临界点”风险——提供前期资本支出，为投资提供足够的动力以取得成果，从而提高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电子、半导体、电池和绿色能源供应链的韧性。这些临界点投资不仅将支持美国的技术，还将支持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发和制造。为扩大影响并确保公共和私营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全球科技基金每投资1美元，私营部门应至少共同投资4美元（或更多效仿“数字投资”计划的模式）。虽然该基金需要有采取长期、市场导向型投资方式的灵活性，但其绩效也将受到跨机构政府咨询委员会的监督，以确保其始终对国家科技优先事项做出响应。

据初步估计，该基金要想在美国和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之争中具有竞争力，每年可能需要投资100亿到3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每年在电子制造领域的资本支出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对替代生产地点的有意义的投资（这只是该基金的众多优先领域之一）每年就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支出。

加强创新网络

美国在发放补贴和实施市场限制以支持国内产业时，往往会牺牲在其更广泛的科技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和公司的利益。然而，借助全球科技基金，华盛顿可以建立双赢的伙伴关系。例如，《通胀削减法案》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国内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激励，日本或韩国公司必须调整其供应链，才能获得美国的补贴，全球科技基金可以通过与日本和韩国投资者汇集资源来支持这一努力。同样，《芯片与科学法案》优先考虑了美国制造业，而忽视了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供应链弹性的需求，这些盟友的整体经济健康状况和防范外国影响的能力都应该是华盛顿关注的问题。全球科技基金与欧洲公司和政府可以共同投资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欧洲半导体供应链。

全球科技基金还可以在美国经济和技术联系不如东亚或欧洲深入的地区寻求类似的安排。例如，在东南亚或拉丁美洲，该基金可以与地区合作伙伴合作，投资能源供应链，尤其是重点关注电动电池和绿色能源。它可以支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工智能投资，确保阿拉伯语大型语言模型在美国技术上运行。在一些拥有顶级电子工程专业的国家，美国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这些企业的下一代无线编码技术可能成为6G标准的基石。美国还可以投资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拥有石墨或锗等重要矿产储量的国家的提炼能力，帮助美国实现供应多样化。在这些情况下，各方都会受益——基于美国标准和软件的技术整合将赋予美国影响力，美国科技产业将变得更具韧性，而美国的融资将帮助受援国在科技经济中取得成功。

全球科技基金的投资还将帮助美国减轻科技竞争的弊端之一：失去获得中国工程、科学专业知识和运营能力的机会。对于希望在境外投资和将公司迁出中国的中国技术领袖和企业家来说，该基金可以资助将研发和制造中心、业务运营甚至公司总部转移到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已经成为电池和新能源零部件制造的有吸引力的地点，这样的计划将引起墨西哥的极大兴趣。

如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甚至没有一个国家能假定自己将无限期地保持现有优势，无论这些优势是在太空技术、先进半导体开发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要想继续保持优势，华盛顿需要比目前可以使用的更多工具。它需要帮助美国主要合作伙伴建设技术能力和本地能力，确保这些合作伙伴进行有利于美国的技术投资。如果美国要在两个横跨全球的科技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美国的资本和专业技术投资就不能止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