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锁定唯一挑战力量

拜登-哈里斯政府于2021年3月份公开了一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提出美国未来面临“全球权力再分配、国际秩序大调整、科学技术大变革”的三大考验。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这份报告提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重点——捍卫美国力量、维持国际秩序、加强联盟。拜登-哈里斯政府认为，美国要超越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从长远来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支持和捍卫盟友和伙伴网络，阻止对手进入全球公共领域及关键领域，确保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新的全球规范。

与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时声称的“中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是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产生影响，存在不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窃取”进行对比，不难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在不断加深。尽管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遵旨没有变，但是战略基点正在由“美国优先”（退群）上升为“维护国际体系”（组群），中国也随之由“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升级为“唯一有能力挑战国际体系的力量”。

二、科技的政治化趋势可能引发持久的科技竞争

（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极限施压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针对中国5G等先进技术及涉军企业采取了全方位、步步紧逼、层层加码、极限施压的遏制打压。

1.动用国家机器对华为的5G技术进行全方位打压。

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下令针对中国企业侵犯美知识产权进行“301条款”调查。

2018年2月13日，美国情报机构对华为、中兴通讯智能手机提出建议，建议美国人不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产品或服务。

2018年12月6日，加拿大应美国当局要求，在温哥华扣留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2019年5月16日，美国禁止华为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

2019年10月7日，商务部将28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

2019年12月16日，众议院立法禁止政府从被认为是国家安全威胁的公司华为购买电信设备。

2020年5月22日，商务部将9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

2020年7月14日，英国跟随美国禁止华为5G网络，迫使移动网络运营商剥离他们已经安装的华为5G设备。

2020年7月23日，美突然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次日中国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2.逼迫华为不得不选择性退出市场

2020年8月17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针对华为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进一步限制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能力，重点在于限制美国以外企业用美国软件设计的芯片；将 38 家华为旗下企业加入实体清单，主要涉及华为云，进而使华为旗下被出口管制的企业达到 152 家。

2020年11月17日，华为正式将荣耀出售给深圳市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华为在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消费者业务受到巨大压力的艰难时刻，做出的一场产业链自救行为。

3.调整国内科技政策加强半导体产业技术等领域

2020年6月10日，《美国半导体激励法案》（CHIPS法案）通过，立法振兴国内芯片制造、增加政府研发资金、增强技术供应链。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和产业支持的力度，意在逐步改变美国自冷战以来在全球研发支出中份额不断下降的趋势（1960年为70%，2000年下降为41%，2020年下降为28%）。

（二）拜登-哈里斯政府将公开强化科技政策的政治性

70多年前的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其科学顾问范内瓦尔·布什博士，罗斯福提出了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最好地应用科学和技术来造福国家的健康、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布什后来以一份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作为回答。2021年1月15日，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致信科学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Eric S. Lander博士，也提出了更新和振兴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五个问题，要使美国走上今后75年的强劲道路。尤其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如何才能确保成为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世界领导者？美国采取什么样的不同于竞争对手的策略，例如国家投资水平，关键技术研发的国家战略支柱，投资结构、基础设施和政策，如何加强和扩大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如何确保技术进步创造而不是减少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等等。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将科技领域作为捍卫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战场，科技作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关键推动者，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和中心。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在《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打造美国联盟的科技创新基础》等报告中提出，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活力、国家安全以及全世界自由民主价值观构成了根本挑战，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框架来更新其技术政策。美国智库的建议主要有：

1.加大投入，提高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增加研发(R&D)投资，到2030年，将联邦研发支出提高到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公共和私人总研发投资增加到至少占GDP的4.5%。制定并执行国家人力资本战略，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解决学术界留住高技能人才的挑战。提高H-1B签证的上限，并完全取消对高等学位持有者的上限。

2.限制出口，保护美国关键技术优势。重新定义出口控制的目标，着重于限制技术在外国本土化，与关键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多边出口管制，减少不必要的技术转移。

3.联合围堵，与盟友开展最大限度合作。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立足自主原创技术、减少对外国知识产权和标准依赖、进而形成全球性平台的综合战略，美国要联合盟国进行下一代技术的合作研究，确保关键供应链多样化，保护关键技术，并在国际标准制定和规范创造方面进行合作。此外，更加具体提出了美国加强与盟国在技术创新和保护方面的合作的设计原则和具体政策建议，包括率先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联合日本、荷兰，向中国施加新的限制等。

三、以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科技发展新格局是赢得持久竞争的关键

美国从极限施压到盟国围堵，为中国的科技工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暴露了之前长期忽视的隐蔽性问题，也引起了科技界、产业界的深度反思，树立了创新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已经深入人心。从美国将科技政策过度政治化的趋势来看，我国科技强国建设必将面临一场持久的战略竞争乃至国力竞争的挑战，需要立足长远着力构建科技发展新格局。以半导体领域为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台湾的集成电路制造代工实现全球领先用了21年、韩国的存储器实现全球领先用了15年，中国平板显示产业实现全球领先用了13年，高铁装备实现全球领先用了13年。因此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从近、中、远期三个时间尺度，重视如下三个问题。

近期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着力围绕关键领域进行战略聚焦。只有坚持战略聚焦，避免力量分散，方能守住风险底线并形成相对优势。从近中期来看，中美脱钩将明显损害中美以及相关国家的生产力，增加全球科技发展的成本，各方都将以更高的成本从其他来源寻找替代品。我国经济学家估计，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外将使中国在未来四年损失GDP的2.2%。美国商会认为，中国在信息通信等高技术领域实施本土化，将导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0.3%。因此，近中期困难局面下进行战略聚焦是必须的。科技资源是未来持久性稀缺资源，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并不意味着我国在所有科学技术领域均需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是要在战略性领域形成相对优势。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系统提出了对战略性前沿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顶层设计。战略性前沿技术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未来产业聚焦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分层聚焦的战略部署,为科技自立自强指明了路径。在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过程中，我国既要防止科技力量部署的过于分散、均等化，又要防止重大创新链布局缺失、从而造成卡脖子，需要集中优势资源，善于形成相对优势。在形成相对优势的过程中，不排除美国进行选择性缓和态势，疑惑国内自主发展的决心，导致半途而废，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速胜论和悲观论，摒弃浮躁情绪和畏难情绪，客观评估科技能力和实力，保持战略聚焦并形成相对优势。

中期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着力形成更高效率的一体化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要加强战略研判，坚持创新自信，敢啃硬骨头，在组织实施长周期重大项目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技术领域集成创新，形成我国科技发展的体系化能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战略科技和未来市场驱动的产业科技，正在加速交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不仅是科技竞争的焦点，也是未来产业竞争的焦点。多年以来，普遍认为科研的范式是线性的，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进入工程化，是渐进推进的。以半导体为例，美国等大多数国家政府研发支出主要针对“竞争前”的研究，企业主要集中在“竞争中”的研究，形成了国家实验室基础研究+企业产品研发“两段式分离”科研体系。然而，新的科技革命和技术变革表明，创新路径很多情况下不是线性的，是包含许多重新进入和迭代的螺旋式过程，每当应用研究中提出新的问题，往往需要回到一个基础研究框架来解开这些问题。政府只支持基础研究、企业只开展产业化研究的模式，往往造成研用脱节、迭代缓慢，丧失竞争力，尤其是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其技术更迭快、产品周期较短，很难在竞争前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分离。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以及人工智能的发育，从基础科研到生产力转化的周期，也正在快速缩短，因此决定未来产业的战略科技领域，也需要探索非常规的科研组织体系，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化纳入一体化的组织，通过“一体化”的机制高效的衔接起来，构建深层科技生态，保证政府研发的宏观精确性和市场投入的微观高效率，实现内部效率最大化，才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才能应对更加激烈的新一轮科技竞争。

远期来看，“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需要着力形成更加优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培植土壤。未来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中长期科技竞争真正的零和因素。以人工智能高层次的学者分布为例，美国1244人，中国196人，中美差距依然较大；据统计，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共计15万位，中国的数量为1.7万位，占比不高。因此最终需要从科学精神、创新文化和教育体制改革落脚，才能形成培育高层次人才的土壤。只有抑制浮躁的科研氛围，改变过分短期化、功利化、指标化的科技价值体系，弱化指标驱动，包容特殊人才、奇才怪才，改变应试教育束缚创新性思维、扭曲科技价值观的状况，扭转创新型人才土壤恶化的趋势，大力开展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建设，推动教育体系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使国家获得中长期科技竞争的持久动力，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综上，美国推动科技政治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国际秩序重建需要经历较长过程，我国需要做好中长期战略准备，以高水平自立自强，构建科技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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